文 | 徐泓
据夏蔚霞回忆，王力一生多次调动工作，他们一共搬过22次家。从1930年代的清华，到1940年代的昆明西南联大、广东岭南大学、广州中山大学，直到1954年8月，中山大学语言学系调归到北京大学中文系，成立了汉语专业，王力任汉语教研室主任，他们一家奉调进京，先是暂时被安顿在临湖轩，一周后住进朗润园172号，后来又搬至175号，1957年秋天迁入燕南园，最终在60号楼安下了家。
搬进燕南园的时候，王家的五个孩子：王缉志（男）16岁、王缉惠（女）14岁、王缉慈（女）11岁、王缉思（男）9岁、王缉宪（男）4岁
时光荏苒。1986年王力先生去世，2003年夫人夏蔚霞去世，子女们把小楼交还给校方。从1957年至2003年，王家在60号住了45年，成为燕南园的老住户之一。王力先生在这里完成了28部专著，登上了中国语言学研究的巅峰。王家的孩子们从这里走向社会，成长为国家的栋梁之材。
一、“中西融会，龙虫并雕”
这栋与66号楼型雷同的两层小楼，基本格局与吴文藻先生家相似。王缉宪在《回忆在燕南园的那些日子》一文中详细描述过：
小楼的一层，最南面是一间客厅，客厅的外面是骑楼式的阳台。客厅的东侧有一个壁炉，虽然上面有烟道，但是我们从未使用这个壁炉烧过炭火取暖，因此壁炉就变成了一个装饰，到后来，干脆在壁炉前放了一架钢琴。
每逢圣诞节和春节，王家的壁炉台上、钢琴上摆满了来自世界各地的贺卡，琳琅满目。
王缉志说：
客厅的里面是餐厅，客厅与餐厅之间并没有门，因而两者之间相连显得很开阔。餐厅的西边有个不到10平米的小房间，这就是我父亲的书房。有一次我在首都体育馆前面的小摊贩那里，看到一个人能用写意的画来写字，例如用一条龙的形状来写繁体的“龙”（龍）字，我想起父亲在抗战期间写过的小品文集叫《龙虫并雕斋琐语》，于是就请他写了“龙虫并雕斋”五个字，回来贴在了书房的门口，这几个字就一直贴在那里直到父亲去世。
“龙虫并雕”的意思，是既研究高深的大学问，也写科普性的通俗文章。季羡林曾用八个字概括王力的学术成就：中西融会，龙虫并雕。
书房里摆着一张大写字台，上面有他常用的砚台和毛笔筒。王力喜欢执握毛笔，在八开大格子稿纸上书写。女儿王缉慈说：
“我的父亲习惯用毛笔写文章，他一生写了1000多万字的作品，绝大部分是用毛笔写成的。”
屋里的家具都很简朴。客厅里放着一对沙发，饭厅里摆着一张大圆桌。王缉志说：
我们家最值钱的大概就是书了。楼下餐厅周围以及父亲的书房里都摆满了书架，但是书实在太多了，每个书架上的书都是两层，外面一层是常用的，里面那一层是不常看的，书架的顶层，则放满了线装书。
二楼还有一间大约六平方米的小房间，那里的书架和书桌，也放满了中外典籍。王力称它为“工作间”，寒冷的冬天和平时的夜晚，他常常在这里写作。在王缉志的印象中: “父亲在家里就是坐在书桌前写东西，永远在那儿写东西。”
1984年春天，在一楼的“龙虫并雕斋”，在二楼的“工作间”， 84岁的王力动笔编撰一部他心目中“理想的字典”。 这将是中国第一部比较完备的古汉语字典，计划120万言。诞生在抗战岁月里的这一夙愿，在王力心中已酝酿了近半个世纪。
早上八点进入书房，动手研墨，伏案笔耕8-10个小时，以每天3000字的速度推进。即使后来身体每况愈下，他每天也要工作五六个小时、写数百字。那时他视力已大不如前，备着好几个放大镜，一个不行，就换另一个，几乎伏在案上工作。
王力先生伏案写作
王力，字了一，1900年生于百越故地广西博白县，长于百年大族，祖父、父亲均有功名在身。七岁上私塾。高小毕业因家道中落而不幸失学。在失学的十年中，他坚持自学了十年。在当地李氏大族私塾执教时，意外借到十四箱珍本古籍，经史子集齐全，天文地理医朴星象并陈，他夜以继日、废寝忘食地读书。夜晚无油点灯，便在月光下读书，伤了眼睛，终生离不开深度近视眼镜。
1926年夏天，王力以扎实的国学功底，考上了清华国学院，受教于四大导师：中国通史，梁启超授课；训诂学，王国维授课；佛教文学，陈寅恪授课；音韵学，赵元任授课。王国维对他说：“我原来爱好文学，后来为什么研究古文学和历史呢？因为这是实实在在的东西。”
为追求“实实在在的东西”，王力师从“中国语言学之父”赵元任学冷门低调的语言学。国学院毕业后，王力听了赵元任的建议，去当时的世界语言学中心法国巴黎留学，师从法兰西学派代表人物约瑟夫·房德里耶斯教授，系统学习西方语言学理论。1931年他用法文写出10万字的博士论文《博白方音实验录》，运用当时语言学的前沿科学实验语音学，翔实地描述了“博白地佬话这一小众方言”的语音系统，论文很快获得通过，并为法国语言学界所推崇。1932年，王力获得了巴黎大学文学博士学位。
从1932年回国直至1954年，王力先后担任清华大学、燕京大学、广西大学、昆明西南联合大学教授，岭南大学教授兼文学院院长，中山大学教授兼文学院院长、语言学系主任。
回国不久，王力就深憾当时国内几无文法可言，他呼吁制定一部标准文法，并带头筚路蓝缕的“开山工程”。他先后写出了《中国音韵学》《中国文法学初探》《中国文法中的系词》等学术论著，倡言“抛弃模仿，运用西方语言学理论工具，从汉语的现实中寻求语言规律”。
1940年代后期，中国语言学界的三位学者几乎同时发表著作：王力的《中国现代语法》、高名凯的《汉语语法论》、吕叔湘的《中国文法要略》，标志着中国现代汉语语法研究的成熟，并很快影响到了国际语言学界。 “这三部巨著奠定了我们国家20世纪40年代传统语法的学术基石。王力先生的是第一本，也是当时最有影响的一部书。”（暨南大学中文系教授邵敬敏）
《中国现代语法》王力 著
《汉语语法论》高名凯 著
《中国文法要略》吕叔湘 著
1954年至1986年，王力在北大度过了32年。我查阅了他在北大的教学科研历程，大约可以划为三个阶段：
从1954年至1966年，王力写出了《汉语史稿》《中国语言学史》等专著，并主编了该领域的开山之作《古代汉语》。
《古代汉语》王力 主编
这12年里，北大并不平静，一个运动接着一个，王力无党无派，还是经常被卷入，有时候处在风口浪尖。但在王力去世后出版的多部纪念文集中，我看到曾与他共事或受教于他的人，都深切怀念他的为人与为学。“在这两个方面他给人的印象都是本本分分，老老实实，只有实事求是之心，毫无哗众取宠之意”（季羡林）“先生治学态度严谨。知人论世，平和通达。严以律已，宽以待人。在学术上没有门户之见。即使对于不公正的批评甚至讥讪和攻击，也从来不说意气用事的话。”（朱德熙）大家回忆与他共处的时光，“都感到如坐春风般温暖”。
1966年至1976年第二阶段：在一部题为“大师”系列纪录片的王力先生一集中，对十年浩劫期间他饱受磨难有这样的描述：“蹲牛棚，受审查，挨批斗，写检讨，被抄家，没收钱财，子女与他“划清界限”，劳改，扫厕所，68岁时还在挑煤、搬石头。他在日记里写下心中的悲苦“不容于世”、“不见谅于骨肉”、“变化如此大，最为痛苦不堪”。但就是在这样的日子里，王力仍坚持凭记忆中的材料进行思考、研究，一旦被允许回家，他便趁夜深人静，把白天劳动时打的腹稿写出来。文革一结束，他就拿出了两本书稿《诗经韵读》《楚辞韵读》。
文革结束了，对这些并不如烟的往事，他始终沉默，只是为老舍、翦伯赞、吴晗、周予同、刘盼遂（在文革中遭难去世的友人）写下五首哀诗。而对于那些联名批判过自己的学生，他一再淡然表态：“对所有的人我都谅解。”
1976年以后，王力不顾年事已高，依然“龙虫并雕”，他用不到十年的时间，完成了《汉语语法史》《汉语词汇史》《汉语语音史》《同源字典》等大部头专著和上百篇论文。同时，他上电大讲课，对各种演讲、约稿来者不拒，甚至对求教怎么写信、怎么学普通话、学外语、学拼音的问题，都勤勉地一一作答。83岁时，他还接受了普通话异读字审音的工作，这是他对国家语文现代化最后的贡献。
1986年他受脑软化与白内障的折磨，又因白血病住进医院，病床上还坚持编著他的“理想的字典”，直至最后力不从心。他的学生兼助手张双棣回忆：后来他在一张纸上，一个信封上写着：张双棣答应帮我写亥集，我做什么呢，整天疲劳。这是他的绝笔。
这本字典最终由他的几位学生完成，王力手撰前四集，几位弟子续写后八集。王力去世时袁行霈撰写挽联： “生前一代雕龙手，身后三千倚马才。”讲的是王力桃李满墙，他带出了至少六代中国语言学的教学与科研领军人物。为了纪念恩师，学生们将这本字典命名为《王力古汉语字典》。
《王力全集》中华书局版
季羡林先生写过一篇题为《回忆王力先生》的文章，称王力先生为“世界上最好的知识分子”：
多年来，我默默地观察、研究中国的知识分子，了一先生也包括在里面。我觉得，中国知识分子实在是一群很特殊的人物。他们的待遇并不优厚，他们的生活并不丰足，比起其他国家，往往是相形见绌。在过去几十年的所谓政治运动中，被戴上了许多离奇荒诞匪夷所思的帽子。磕磕碰碰，道路并不平坦。在十年浩劫中，更是登峰造极，受到了不公正的冲撞。了一先生也没有能幸免。但是，时过境迁，到了今天，我从知识分子口中没有听到过多少抱怨的言谈，从了一先生口中也没有听到过。他们依然是任劳任怨，勤奋工作，“焚膏油以继 ，恒兀兀以穷年”，他们中的很多人真正做到了“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为培养青年学生，振兴祖国学术而拼搏不辍。在这样一些人中，一了先生是比较突出的一个。如果把这样一群非常特殊的人物称为世界上最好的知识分子，难道还有什么不妥之处吗？
二、大师后面的伟大女性
王力先生的小女儿王缉慈，和我同年生人，但比我早上学二年，我上大学一年级时，她已经是大三的学生了。同为北大子弟，我们从小就认识。这次看到夏蔚霞青年时的照片，不禁惊叹：王缉慈和母亲简直像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她也说“父亲的学生们说我长得越来越像师母”。
王缉慈深情地谈起燕南园60号：
我在这里陪母亲养老，直至2003年她不幸病逝后，我家迁出。那时，房前窗下种的蔷薇花有一层楼高，院子有矮松墙、松墙内有樱桃树和香椿树，还有我母亲种的满院鲜花，楼西侧是从来无人踩踏的百草园。住在58号的宗璞说过，60号的花是燕南园里最美的。
王力夫人夏蔚霞喜欢伺弄花草，精心打理着自家的院子，给花园浇水、施肥、除草是她日常的工作。 她在60号楼的东南角种了一株蔷薇，没有几年，就顺着墙爬到屋顶，长成一大丛高大的蔷薇树。每年春天满墙花开，带来一片云霞般的灿烂，整个院子绿草茵茵，成为燕南园一景，吸引来众多赏花的眼睛。
王缉慈在“花的思绪——献给母亲”一文中说：
花园之外，母亲还养了二十多盆鲜花，有君子兰、蝴蝶兰、茉莉花、米兰、文竹、一品红、仙人球、吊兰等等。每年秋冬，她会让我们把一盆盆花搬进室内楼上楼下的窗台。寒冬过去，一盆盆的花又会出现在屋前，沐浴雨露阳光。
据左邻右舍的回忆，王家院子里玫瑰、月季盛开时，王太太总会摘一些花送给他们，有时还会笑吟吟地递上一瓶香甜的玫瑰露。
从60号楼下客厅西侧的楼梯拾阶而上，二层有四个房间，其中最大的一间就是王力夫妇的卧室，墙壁上挂着一幅墨宝：蔚霞贤妻存念。那是1980年王力八十岁时写给夫人的一首七律：
王力八十岁时写给夫人的一首七律
《赠内》
王力（1980年作，赠妻夏蔚霞，时结婚45年）
甜甜苦苦两人尝，四十五年情意长。
七省奔波逃猃狁，一灯如豆伴凄凉。
红羊溅汝鲛绡泪，白药医吾铁杖伤。
今日桑榆晚景好，共祈百岁老鸳鸯。
夏蔚霞，苏州人，生于1913年。早年家境清贫，她靠刻苦读书和优异的成绩获得苏州景海女子师范学校奖学金。她蕙质兰心，品学兼优，弹得一手好钢琴，讲得一口流利的英语，还有一手好厨艺。1935年经清华的友人牵线，王力与夏蔚霞结婚，从此“夫唱妇随”，王力辗转各地任教，身后都有一个温暖的避风港。夏蔚霞悉心照顾着丈夫的饮食起居，帮他查找翻译资料，整理抄写文稿，并养育着子女。在 “相夫教子”的同时，她始终是一位职业女性，当过中学文化教员、音乐教员，大学图书馆的管理员。1954年王力调入北大，夏蔚霞也同时从中山大学图书馆调入北京大学数力系图书馆任管理员，一干就是三十年。
王缉志说：
母亲平民家庭出身，从小生活比较清贫，所以一贯非常讲求节俭。我父亲是一级教授，在五、六十年代工资加稿费的收入在当时属于高薪阶层了，完全有条件过很好的生活，但是我们家一直很俭朴。例如父亲收到的来信很多，母亲就把来信的信封小心地拆开，然后翻过来再用。在父亲的写字台抽屉里，总是放着很多自制的信封。
提及信封信纸，王缉志回忆起自己刚参加工作时，有一次用单位的信封信纸写私人的信件，母亲看见了非常生气，她认为公家的东西就是公家的，哪怕再小也动不得。王缉志很感慨，“如果说母亲对我们兄妹影响最大的地方，就是对于诚信近乎苛刻的要求，特别是不能占公家的任何便宜。”
王缉慈告诉我：
母亲三十几岁时，患中耳炎，严重地损伤了听力，到了晚年，她两耳失聪。但她毫不气馁，摸索出了一套与人沟通的独特的办法。看别人说话的嘴型，便能懂得大致内容。再加上笔谈，家里各处备有纸片和笔，母亲随时可与来人笔谈，从来没有妨碍交流的顺畅。她思维敏捷，记忆力极好，虽然年事已高，但充满活力。
王缉慈说：
父亲走后，遵照他生前“捐书”和“保存学术遗产”的嘱托，母亲完成了两件大事，一是1994年7月母亲将父亲生前珍藏的4000余册中外语言学及有关学科的图书全部捐赠给北京大学中文系，建立了“王力文库”。二是妥善整理并继续推动父亲未竟的学术项目《古汉语字典》，最后在张双棣等弟子手中完成出版。
2000年8月，第二代“王门弟子”刘宋川赶来北京参加纪念王力先生百年诞辰大会暨学术研讨会。他去燕南园60号看望师母，夏蔚霞操着一口吴侬软语，平静地说：“呀，你先生身后的事我已经基本做完啦。我可以死了，我要见你先生去了。”
2003年10月夏蔚霞去世。半年以后，王力师门弟子唐作藩、王均、周耀文、向光忠发起编辑一本纪念师母的文集，约稿信向海内外发出，得到积极的回响，很快就收到四十多篇稿件。《大师后面的伟大女性：纪念王力夫人夏蔚霞女士》一书，2005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我读到这本书已是20年以后的当下了，很快即被全书质朴真诚的文风吸引，没有任何长篇大论的赞誉，讲述的都是与师母日常交往的小故事，还摘录了师母与他们多年通信的内容，对每个人事无巨细的关爱。真是平凡之中见伟大。
《大师后面的伟大女性：纪念王力夫人夏蔚霞女士》
学生姚殿芳说：
了一师像一块磁铁，把学生们紧紧吸引在自己周围，传道、授业、解惑，诲人不倦，使他们得到教益，受到熏陶，学生崇敬他，深深地依恋他。而师母则像柔韧的护栏或纽带，维护着师生间的联系，数十年如一日。了一师离开我们以后，北大燕南园60号，仍然是一块吸引着不同年龄、不同地区学生的磁石。
磁石般的吸引来自夏蔚霞的人格魅力：
博爱、无私、智慧、善良与默默奉献。从这本纪念文集的字里行间，我对她的精神世界有了新的感知。她在给学生的信中说：我是信基督的有神论者，因此我把很多事都求上帝给我安排……我有很多痛苦的事，肉身的和精神的，只要我把自己的一切想说的，在晚上睡觉前把一切都向上帝倾诉，求主帮助我，使我得到平安和度过困苦，很奇妙！我就能解决一切痛苦，以至还能得到许多人帮助。
王缉志理解母亲，他说：
上世纪三十年代初她毕业于苏州景海女子师范学校，这是一所教会学校，从那时她接受基督教的洗礼起直到去世，基督教的信仰始终陪伴着她。因为耳朵全聋了，她通常不去参加基督教的活动，但每天都要阅读圣经语录的小册子，不时在挂历上面写一些心得。临终的时候，她在病房里唱着基督教的歌曲，我不信教，不知道她唱的是什么，只感到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她心中很平静。基督教要求它的信徒有爱心，讲求奉献精神，我母亲的一生的确做到了。
夏蔚霞女士
小儿子王缉宪最喜欢母亲的这张照片，他说：不仅母亲的善良写在脸上，而且她穿的这件衣服正是我在香港读书，放假回京探亲时买回来的。每到夏天她都会穿在身上，我想是感受到我对她的爱吧。
三、王力对子孙有三件事嘱托
1986年5月4日的晚上，王力去世的第二天，夏蔚霞把子女召集到客厅，拿出了一份遗嘱分给大家。她说：这是你们父亲6年前就写好了的。他交给我保存，我一直锁在柜子里。
王力对子孙有三件事嘱托：
第一，要为国家民族做出应有的贡献。这要从人生观上解决问题。人活着为了什么？并不是为了穿衣吃饭。穿衣吃饭是为了生活。而生活本身还有崇高的目的，那就是为国家、为民族做一些有益的事情。要把为人类造福（包括为国家民族文化做出贡献）当做最大的乐事，最大的幸福。不要把个人的物质享受作为人生最大的幸福。
第二，要兄弟姐妹和睦。数十年来，你们兄弟姐妹相亲相爱，是我感到安慰的。希望我去世后，永远和睦。你们的子孙后代也要和睦。特别是不要因财产问题引起家庭纠纷。
第三，缉和、缉平、缉国，你们要尊敬你们的后母。你们的后母数十年来照顾我的生活无微不至，对你们也当亲生子女看待。这样贤良的后母，世间少有。若不是有这样贤良的后母，我们家不知乱成什么样子！数十年来你们对后母也是很不错的。希望我去世后，你们仍像我生前那样尊敬你们的后母。
缉和、缉平、缉国是王力先生与第一任夫人秦祖瑛所生的子女。王缉志在《我的母亲——夏蔚霞》一文说：
除了我们兄弟姐妹五人外，我还有两个哥哥一个姐姐，他们都已去世， 他们和我是同父异母的。我们之所以有一个和睦的大家庭，和我母亲的为人有很大的关系。我母亲比父亲小 13 岁， 他们是在 1935 年结婚的，那年我母亲 22 岁。父亲的前一个婚姻是包办婚姻，在和我母亲结婚前已经办了合法的离婚手续。我大哥当时是具有先进思想的革命青年，对于我父亲反抗封建婚姻的做法也是持支持态度的。后来我大哥、二哥、大姐对我母亲一直很尊敬，尽管我母亲比我大哥只大四岁。而从小的时候起，我就看到我母亲对待我的哥哥姐姐也是非常好的。现在我们和在广西老家的侄子外甥都保持很密切的来往。
王力先生这三个子女都工作生活在广西，都受过高等教育且事业有成。老大王缉和，笔名秦似，著名作家、学者，曾任广西大学中文系主任。他早在大学时期就是大后方知名的文人，与夏衍、聂绀弩、宋云彬、孟超联合创办杂文刊物《野草》。老二王缉平学医出身，曾任广西医科大学附属医院神经科主任。老三王缉国，曾任广西日报的编辑，她与丈夫张谷联手撰写并出版了《王力传》。
王缉慈说，父亲走后，母亲不仅与广西的哥哥姐姐走动得很勤，而且为父亲的家乡做了好多事：
1993年，博白县政府决定把“城厢高级中学”更名为“王力中学”。母亲专程从北京赶赴博白，出席命名庆典并为王力雕像揭幕。母亲还参与策划、资料征集和布展，使“王力故居”得以修缮开放，并将父亲生前与家乡人士的往来书信、手稿、照片等珍贵史料整理捐赠，充实了故居展陈内容，也为地方志和客家文化研究提供了第一手资料。
而生活在燕南园60号的五个孩子，是在“父慈母严”的教育模式下长大的。王缉志小时候可没少挨母亲打。“我小时候学钢琴一半是被逼着学的，每次不听话不练琴，母亲的棍棒就准备好了，免不了一通打。”年龄最小的王缉宪记得，教训他的是放在母亲缝纫机抽屉里的那把尺子。不过有父亲的榜样，母亲的督导，王家的孩子天资聪颖，个个都是读书的种子，求学时代在燕南园里就以“横扫北大清华”著称。
王家三兄弟：大学生王缉志、中学生王缉思、小学生王缉宪
搬入燕南园的那一年盛夏，16岁的王缉志考入北京大学数学系（后更名为数学力学系），是班里年龄最小的学生。他住进集体宿舍28楼，房间朝北，推开窗户就可以看到燕南园60号的家。彼时的燕南园可谓卧虎藏龙，林庚、冯友兰、马寅初等等大师汇聚于此。青年教师中流传着“奋斗三十年，住进燕南园”。他不仅学业优秀，还担任了第一任北京大学手风琴队队长，发挥出“母亲棍棒教育”下迸发的音乐才能。
王家两姐妹：初中生王缉慈、高中生王缉惠
1960 年，17岁的王缉惠考入了清华大学动力机械系，“音乐家教”继续发力，她担任了清华大学手风琴队队长。
1963 年， 17岁的王缉慈考入了北京大学地质地理系 。她步哥哥后尘，背起手风琴，带领北大手风琴队再上一个新台阶。
但轮到王缉思、王缉宪就没有那么顺利了。1966年文革中断了他们的大学梦，当时王缉思在北大附中读高中二年级，属于“老三届”，1968年他到了内蒙古东乌旗牧区插队。当时王缉宪还在北大附小上五年级，很快就没书可读，几乎无家可归。“十多个天津的中学生骑自行车到北京“观摩学习”的，就住在我家里。后来，我家被抄家和贴了大标语，情况就不同了：我在家中不敢出来，外面来的外地民众就像看动物园圈着的动物一样看着房子里的一举一动。“呃，里面有个小崽子呢！”当我在家里走动被发现的时候，有人喊。
后来工宣队进驻北大，实行“掺沙子”，60号楼最多时住进五家人，楼上两家，楼下两家，后院平房还有一家。1970年王缉宪初中毕业，因父亲是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他被分配到北京西郊的砖瓦厂当壮工。
1976年10月噩梦结束。1977年10月12日，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正式恢复高等学校招生统一考试的制度。王缉思、王缉宪才有机会参加高考。王缉思在内蒙古东乌旗插队七年、在河南陕县插队近一年，在三门峡水电厂当了两年工人，于1977年考入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王缉宪从北京西郊西六里屯砖瓦厂的工人，1978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计划统计系。也是在这一年，王缉慈从河南农村考进北大地理系“回炉”。王家兄弟姊妹的优秀，再度成为燕南园里的佳话。
2003年母亲去世后，他们把60号楼交回学校，离开了燕南园。但在以后的岁月里，无论自己的家在哪里，他们的心中都有一份挥之不去的燕南园60号情结。
为这次写作，我见到了王缉慈，并得到一次深谈的机会。她已是著名的经济地理学家、区域发展研究专家，虽然退休了，但到各地讲学，参加产业集群和园区的咨询仍邀约不断。我俩谈话时，她正在准备去广州参加《先进制造业集群发展大会》并做主旨报告，不久前刚完成一篇关于鄂尔多斯低碳产业园区的新论文。
她告诉我，近些年在这些活动中越来越多地遇到弟弟缉宪。“因为缉宪也从事了地理学领域的研究，他是搞交通地理学的”。王缉宪1984年以后即到香港求学与发展，1993年至2017年在香港大学地理系任教，担任过系主任。他的研究方向为中国港口发展、港城关系和公共交通。他参与了超过40个国内外港口、机场即港口城市群规划战略项目的咨询工作。2019年9月起出任“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香港中心暨大湾区香港中心研究总监。现在姐弟俩在深圳、在大湾区有很多共同的关注点与合作的机会。
王缉慈和我谈到了哥哥王缉志。年轻人可能已经不知道，这位84岁的老人是四通打字机的发明者，引领了计算机技术在文字处理上的突破，奠定了国家计算机战略的基础，成为中关村1990年代的时代象征。王缉志现已退休，他以“IT精英”风格活跃于微博、微信，被评价“回复微信比年轻人还快”。
至于大弟弟王缉思，不用王缉慈介绍，我很熟悉了，他长期从事美国外交、中国外交、国际政治学研究，成长为一名资深的中国国际政治学家、炙手可热的美国问题学者。我对他还有另一层关注，同为北大子弟，他在我们中间是最具典型性的：北大幼儿园、北大附小、北大附中、北大本科、北大研究生一路走来，然后留校任北大讲师、副教授、教授。1991年以后曾调任社科院美国所和中央党校工作，2005年3月又回到母校，任北大国际关系学院院长、北大国际战略研究院院长。最终落叶归根。
王缉慈告诉我，王缉思和夫人朱志平在北京郊区买了一栋带庭院的房子。他们把母亲在燕南园60号亲手栽培的花草一一移到新家的院内，让它们重新获得新生。燕南园每栋小楼都钉着一块黑底白字的小木牌，用阿拉伯数字标着楼号。他们摘下这块“60”的小木牌，挂在新家的院门上，院子门口立着一块刻有“龙虫并雕”的巨石，是王缉思亲题的字迹，也是他继承父亲治学精神的心声。
对燕南园60号的情结已经传递到王家的第三代。王缉慈告诉我，英年早逝的姐姐王缉惠（1991年肺癌转骨癌去世）有一子一女，都很有出息，儿子李葆春现在多伦多大学执教，是加拿大工程院院士。他在姥姥姥爷家长大，他说“那是我二十岁前的大本营”。 如今年过半百的他，在微博中深情地回忆燕南园60号：“最近总是想起姥姥。她是我心目中的女神。” “夏天的时候，燕南园里参天的古树中间是燥热蝉鸣。上午十点左右，姥姥就会放下厚厚的窗帘，挡住屋外的暑气。”
在王缉思的儿子王熙康的回忆中：
爷爷的书房似乎永远亮着灯，只要不在饭桌上，他多半在伏案写字，握着毛笔写小楷的身影，是我童年最深刻的印象。那时总见他案头摆着大大小小的放大镜。我曾天真地以为，读书本就该握着放大镜，便常常模仿他的样子，凑在书页前故作认真，如今想来仍觉好笑。
王缉慈告诉我，在广西的哥哥、姐姐都来过燕南园60号。父亲生前在燕南园60号一部宝贵的影像片，就是大姐王缉国的儿媳彭琦拍摄的，她曾任广西电视台 副台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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