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徐泓
冯友兰先生一家是1952年秋天从清华园搬入北大燕南园的。先是住在54号，1957年搬至57号。
57号院里有三棵松树。“三棵树中的两棵高大稳重，一株直指天空，另一株过房顶后作九十度折角，形貌别致，都似很有魄力，可以依靠。第三棵不高，枝条平伸做伞状，使人感到亲切。”冯友兰想起陶渊明的“抚孤松而盘桓”，说自家松树“较渊明犹多其二焉”，遂将小院命名为“三松堂”。
冯友兰先生的一生都与哲学有关。从《年谱》提供的材料看，他的哲学思想形成大约分四个阶段：1895年出生到1920年赴美留学前为第一阶段；1920年至1949年为第二阶段；1950年至1980年为第三阶段；由1980年至1990年去世为第四阶段。显而易见，他的第三、第四阶段基本是在燕南园57号“三松堂”度过的。
一
在燕南园的日子从开始就不顺心。早在1930年代，冯友兰已经完成了他最重要的哲学著作《中国哲学史》两卷本以及《贞元六书》，在国内外学术界享有极高的声誉，那是他“半部黑须、一袭长衫、飘然而行”的年代。1948年，他拒绝亡命台湾，也不愿留在美国，毅然回国，并于当年12月在梅贻琦校长离开清华后，出任校务委员会临时主席，维持清华日常工作，直至把这所中国最高学府完好地交给新成立的中央人民政府。
但从1950年8月，哲学界开始批判冯友兰的唯心论思想，他也开始自我批判。冯友兰关于哲学的定义与流行的说法不同：他认为哲学是对人类精神的反思，因此起初他并不忌惮这种批评。不承想这次事态完全不同，他迎头碰上的是“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再加上有一个所谓“历史问题包袱”（两次参加过国民党），他多次检查未能过关。院系调整后，清华文科被取消，哲学系合并于北大，冯友兰尽管在1948年当选中央研究院院士，但这次评级仅评为四级教授。他就是在这种状况下住进燕南园的。
这是一张珍贵的具有史料意义的照片。1954年摄于燕南园54号楼前。站在中间一排的五位女士，左1：围着长围巾、侧身向第一排那个男孩子的是孙维世，左2冯钟璞（冯友兰的女儿），左3石琦（孙泱的夫人），左4任载坤（冯友兰的夫人）、左5任均（任载坤的六妹）。后排三位男士，左1身材高大、英眉剑目的是孙泱（孙维世的哥哥）、左2金山（孙维世的丈夫）、左3冯友兰。
对这张照片的第一个解读：冯友兰家搬进燕南园时的第一个住所是在54号。众人合照身后的背景正是那栋西式小楼的楼前，拱形门的门柱上挂着醒目的黑底白字的楼牌号：54。
第二个解读是揭秘了冯友兰夫人任载坤的家族背景。照片中八位成年人中五位都是任载坤娘家的亲属。任载坤的父亲是辛亥革命老前辈任芝铭，他生了六个女儿，其中三女儿任载坤嫁给了冯友兰，二女儿任纬坤（任锐）嫁给了革命家孙炳文，孙维世与孙泱兄妹是他俩的子女。孙炳文1922年即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曾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秘书长，1927年4月在蒋介石清党时遇难。任锐带着他们的子女投奔延安。孙维世被周恩来邓颖超收为养女，孙泱也得到朱德的特别关照。据此梳理，孙维世、孙泱应称呼任载坤为三姨、冯友兰为三姨夫。而照片中的任均，原名任平坤，是任芝铭老先生第六个女儿，她唤任载坤为三姐、冯友兰为三姐夫。
穿着厚厚的冬装、戴着皮帽围着围巾，院子地上有雪。三代同堂的和谐亲热，众人脸上温煦的笑容，永远定格在这个冬季的瞬间。谁也不会想到，12年之后，在那场疾风骤雨的运动中，冯友兰任载坤夫妇的外甥女孙维世（中央戏剧学院著名导演）、外甥孙泱（中国人民大学党委副书记、副校长）先后被迫害致死。
1956年一个炎热的夏日午后，江隆基副校长来到54号甲（当时分甲、乙两个号，由两家居住）门前，他见到走廊两侧堆满了书，只可供一人通行。进门见到冯友兰，正坐在一把老式木圈椅里喝茶。书房四面全是书，线装的、平装的、发黄的、发黑的，从墙根堆到屋顶，满屋飘着书墨味。夫妇俩陪着江隆基看了房子，确实很挤，且年久失修，又暗又潮。江隆基说：“这怎么行？做学问的人连书都摆不开，得想办法解决!”一句知冷知热的话，说得年近花甲的冯友兰几近涕零。此时他的待遇问题已经解决，1955年评为一级教授，并当选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他向江隆基提出了另一个问题：“我很想用马列主义观点重写一遍《中国哲学史》，大约得七八卷，一百五十多万字。可我家有万贯，膝下无子啊！”
江隆基理解了冯友兰需要学术助手的请求。他说：这个问题我记下了，应该解决，也好解决。至于房子再难也要给你解决。
果然，不久北大就为冯友兰、汤用彤、翦伯赞等老先生配备了学术助手。而江隆基通过一番“三角换房”的操作，把自己住的57号换给冯友兰住，江家搬至燕南园50号。
二
尽管如此，从1950年至1980年，仍然是冯友兰一生中最艰难的时期。这期间他的主要工作是接受各种批判，否定自我，同时也艰难地维护自己的学术信仰。他的女儿、作家宗璞说：“二十世纪的学者中，受到见诸文字的批判最多的便是冯友兰。”
我翻看了众多回忆与纪念冯友兰先生的文章，确实如此。比如据1951年秋入学清华大学哲学系的某某，回忆第一次参加全系大会，就见到冯先生站在中间向大家做检讨，师生给他提意见，纷纷揭发批判他解放前的错误言行。1959年冯友兰给哲学系56、57级学生讲《中国哲学史》，从绪论开始，课堂讨论就变成了对冯友兰思想的批判。更荒唐的是，教师民盟小组的学习会在燕南园57号开，每次冯友兰都备上清茶一杯，还端出水果点心。据翻译家冯亦代回忆，那时的学习，一切以阶级斗争为纲，冯先生经常被当做活靶子。我们是吃茶点，冯先生是挨批。下次开会又是旧戏重演。1960年高校恢复选修课，冯友兰振作精神，用马列主义方法论（他后来称为“苏联式马克思主义”）重写中国哲学史，1962年、1964年先后写出第一部和第二部，但刚一问世，就遭到批判和打压。
1966年文革开始，冯友兰的命运可想而知。58号汤用彤先生的长孙汤双，那时只有9岁，他说：“我们的邻居，冯友兰先生家也给抄了个底朝天。”“冯先生差不多天天挨斗。漂亮的大胡子也被红卫兵剪得七零八落，经常看见他拿着小马扎去参加批判会，走个十几二十步就得坐下来歇歇，当时看起来似乎都快撑不住了。文革后有一次爸爸（汤一介）去看冯先生，问起他挨批挨斗那会儿是如何对待的，冯先生说在批斗会上他就在心里默念慧能的偈“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
1968年11月18日，毛泽东在一次讲话中提到：“北大有个冯友兰，搞唯心主义，我们若要懂点唯心主义，还要找他；还有个翦伯赞，搞帝王将相，我们若要懂点帝王将相，也要找他。”冯友兰才得以离开牛棚，恢复自由。
冯友兰与毛泽东早有交往和书信往来。1949年10月5日，开国大典后的第五天，冯友兰曾致函毛泽东，表示他要在五年之内用马列主义写出一本《中国哲学史》。八天之后收到毛泽东亲笔回信：
友兰先生：十月五日来函已悉。我们是欢迎人们进步的。像你这样的人，过去犯过错误，现在准备改正错误，如果能实践，那是好的。也不必急于求效，可以慢慢地改，总以采取老实态度为宜。此复。敬颂教祺！毛泽东 十月十三日
为批林批孔的政治需要，1973年10月成立了“梁效”写作组。毛泽东在“梁效”文件上所列孔子言论和注解作了批示，大意是将冯友兰和魏建功吸收到两校大批判组当顾问，史料和文字可以请教他们。1976年10月“四人帮”被捕后，“梁效”写作组被定性为“反革命舆论工具”，冯友兰也因此被隔离审查、限制人身自由、接受组织调查，直至1979年才逐步恢复学术活动，真正的解放一直到1980年北大通过恢复冯家的电话才被认定。
冯友兰在“梁效”写作组里究竟做了什么？据后来调查报告披露：
“梁效”分为写作组、材料组，后从材料组再分出一个注释组，组员有冯友兰、周一良、林庚、魏建功等学界名人，主要任务是为毛主席注释诗词，负责写作组的文章“把关”。“梁效”写作组骨干成员范某某日后在一篇文章中表示：“冯友兰是“梁效”顾问。他年事已高，行动不便，“梁效”若有事，便到冯府请教，例如，《孔丘其人》写成后，就曾派人登门征求冯老的意见。”言下之意，冯友兰是“有问才能顾，不问不能顾”。1978年甚至有人认为冯友兰不应算是“梁效”成员。但这段经历，还有他在1973年批孔运动中发在《光明日报》上的两篇文章，以及他所写的“圣颂”诗，被知识界长期诟病，并称为“冯友兰现象”。
冯友兰后来从未回避这种指责，他为不能做到“修辞立其诚”而自责，并在《三松堂自序》中检讨：“我在当时的思想，真是毫无实事求是之意，而有哗众取宠之心，不是立其诚而是立其伪。”
三
1980年至1990年，冯友兰在生命的最后十年，全身心投入重新撰写《中国哲学史新编》，这已经是他此生第三次写中国哲学通史。
走进三松堂，但见庭院深深，浓荫匝地，肃穆宁静。事实上，书房是不闻金鼓声的战场。任继愈先生说：冯先生正像沙场老将，为抢救祖国文化而战斗，全力以赴，义无反顾。
此时的冯友兰已经85岁高龄，尽管脑力尚好，但视力越来越差。按他自己的话说“耳不聪，眼不明”。写《三松堂自序》，不用看书，8个月就完成了。写《新编》则不同，它要“无一字无来历”，这部154万字的中国哲学通史，是老人听助手念资料，自己重新独立研究，口授而成的。
《三松堂自序》
他的学生涂又光记述老师每天的生活：他只在上午著作。下午闭目静坐，时而嘴唇微动，是无声的说话，也就是构思。次日上午，仍能滔滔不绝地口授。早晨收听广播，下午听人读报，视为“功课”，加以思索，仍能通晓时务。
他生活制度严格。按时作息，从不开夜车。吃饭细嚼慢咽，一顿饭要个把小时。不吸烟，不嗜酒。并有从师习武的童子功，每天坚持锻炼身体。
冯友兰在《三松堂自序》的最后一章《明志》，表明自己的愿望：“人类几千年积累下来的智慧真是如山如海，像一团真火。这团真火要靠无穷无尽的燃料续添上去，才能继续传下来。我感觉到，历代的哲学家、诗人、文学家、艺术家和学问家都是用他们的生命作为燃料以传这团真火 ……历来的著作家，凡是有传世著作的，都是呕出心肝，用他们的生命来写作的。”
张岱年先生说：“这些话正是冯先生平生治学、运思、备历甘苦的恳切自述。他的平生著作都是用生命来写作的。”
冯友兰在《中国哲学史新编》修订本的自序中表示：“经过两次折腾，我得到了一些教训……路是要自己走的，道理是要自己认识的。学术上的结论是要靠自己的研究得来的……吸取了过去的经验教训，我决定在继续写《新编》的时候，只写我自己在现有的马克思主义水平上对于中国哲学和文化的理解和体会，不依傍别人。”1980年代初，他进一步表示：“现在我赞成《庄子·逍遥游》所说的宋荣子的态度：“举世而誉之而不加劝，举世而非之不加沮”。“我认为是真理的，就要坚持了。”
在冯友兰写作过程中，他的学生羊涤生多次登门拜访请教。他发现老师的思想越来越活跃，每次都有许多新的想法，使他深受启发。有一次他问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的下限准备写到什么时候？冯回答“一直写到现在，包括毛泽东和我自己。”羊涤生感到这是一个极为大胆的想法，因为这将碰到不少敏感的问题。后来他理解了：“这正是冯先生治学的最终关怀。冯先生从不回避现实问题，甚至可以说从来就是积极干预现实的”。他记得1949年以后，在清华大学听冯先生的第一门课，就是“毛泽东思想研究”。这也正是冯友兰自勉的“阐旧邦辅新命”一贯宗旨所在。
羊涤生记录下老师的一段话：“我现在自己怎么想就怎么写。不再依靠旁人，不再计较荣辱。”“文章自有命，不仗史笔垂，文章能出或不能出，都无所谓，且留于后人评说。”（大意）
在这次写作中，经人指点我阅读了此书的最后，也就是冯友兰把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思想和中国古典哲学辩证法相比较，得出的结论：
“一个统一体的两个对立面，必须先是一个统一体，然后才成为两个对立面。这个‘先’是逻辑上的先，不是时间上的先。用逻辑的话说，一个统一体的两个对立面，含蕴它们的统一性，而不含蕴它们的斗争性。” 他指出，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思想中矛盾斗争是绝对的，统一相对；而中国古典哲学把统一放在首位。理论上这点差别在实践中有重大意义。
冯友兰认为“斗争绝对，统一相对，必会“仇必仇到底”，也就是“将革命进行到底”。而在中国古典哲学中，讲究‘仇必和而解’，社会、宇宙正常状态是“和”， “和”与“同”不同，“同”不容“异”，“和”不仅容“异”，且必须有“异”才称“和”。只要求“同”，不容“异”，会重返“仇必仇到底”道路。
冯友兰放眼人类说：“‘仇必和而解’是客观的辩证法……人是最聪明、最有理性的动物，不会永远走‘仇必仇到底’那样的道路。这就是中国哲学的传统和世界哲学的未来。”
读毕，我心有顿悟：人类实现和解，是冯友兰这位哲学老人最后的心愿。
《中国哲学史新编》前六册出版于1982年-1989年。1990年7月16日，57号院玉簪花开得满院雪白，宗璞把第七册稿交到人民出版社：“走上楼梯时，觉得很轻快，真是完成了一件大任务。父亲更是高兴，他终于写完了，直到最后一个字，都是他自己的，无需他人续补。”
这位老人的力气已经用尽了，两个月后就因肺炎住进医院。在这一年年初他住院时，就叮嘱过：“我现在是事情没有做完，所以还要治病。等书写完了，再生病就不必治了。”11月26日夜晚，冯友兰那不停止思索的大脑进入了永恒的休息。最后几天，他用力气说出的最后的关于哲学的话是：“中国哲学将来一定会大放光彩”。
冯友兰是最富有争议的中国知识分子之一。经过时代与历史的大浪淘沙，盖棺定论之际，对他的思想旅程，有了一个新三阶段论的概括：从实现自我到失落自我，最终回归自我本真。学界也逐渐认同季羡林先生对他的评价：晚节善终、大节不亏。
四
冯友兰的一生，正如他自己所言，得益于三位重要的女性。他曾作诗云：早岁读书赖慈母，中年事业有贤妻。晚来又得女儿孝，扶我云天万里飞。
冯友兰出生于河南省唐河县一个书香世家。父亲冯玉文是光绪戊戌科进士，在湖北武昌为官。母亲吴清芝知书达理，曾担任过当地女子学堂的学监。他们育有5个子女，长子、长女早夭，余下二子冯友兰、冯景兰、一女冯沅君。冯家很重视教育，吴清芝亲自上手教他们。尽管吴清芝曾自评：“吾教书无他长，但耐烦有恒耳”。冯友兰在《先妣吴太夫人行状》写道“平生喜人读书，尤喜子女读书……先妣治家之余，亲自教子女读……一二年间，友兰读毕周易左传礼记，景兰读毕诗经书经，妹淑兰读毕四书。”
冯友兰毕生敬爱母亲，他的字“芝生”，即取意于“吴清芝所生”。他说：“惟吾之懿质，集诸德之大成”。冯友兰的性格也大多随了母亲。
1907年父亲冯玉文病逝，吴清芝一个人拉扯三个孩子，把他们统统送进了大学堂。1915年冯友兰考入北京大学中国哲学门，1916年冯景兰考入北京大学预科，1917年冯沅君考入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国文专修科。1920年、1921年冯友兰、冯景兰又都考取公费赴美留学，同在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一个攻读哲学，一个攻读矿床学、岩石学、地文学。1923年兄弟俩学成归国。1932年，冯沅君考取巴黎大学文学博士班，专事古典词曲研究，并获得博士学位。
兄妹三人后来都事业有成，人称“唐河三冯”。
冯友兰是学贯中西的哲学大家，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冯景兰是中国近代矿床学奠基人，“丹霞地貌”的命名者，中国科学院院士；冯沅君是中国近现代文学史家，古典诗词专家。还有一个共同点，兄妹三人终身在高等院校任教，都被评为一级教授，冯沅君还是1955年职称评定中第一位女性一级教授。
抗日战争时期，在昆明，汤用彤先生有一次谈到我国南北人才的差异，他说，南方人聪慧，北方人朴重，南方人才多于北方人才，北方人才不出则已，出一个就不平常，像冯芝生，南方少见。
他可能没有想到，河南唐河冯氏家族不仅“一门三杰”，族人联姻还有佳话：冯友兰的堂妹冯让兰嫁给了著名哲学家张岱年，冯友兰的侄女冯钟芸（弟弟冯景兰之女）嫁给了著名哲学家任继愈，这两位也是北方人，一个河北，一个山东。
冯友兰说：家也是小社会，一家有一家的风尚，即所谓的家风是也。一个人可谓家风所化。
任载坤是冯友兰的第二任妻子。1911年冯友兰的第一次婚姻娶的是表妹吴淑贞。但结婚不到两年，吴淑贞因病去世。1914年，冯友兰在上海第二中学读书的时候，经同学介绍他与同乡河南新蔡人任载坤相识，并于1915年订婚。前文已述，任载坤是辛亥革命的前辈任芝铭先生的第三个女儿，其父最早在河南提倡妇女解放，先后将包括任载坤在内的三个女儿送到当时女子教育的最高学府----北京女子师范学校接受现代教育。冯友兰与任载坤订婚时，任载坤正在女子师范读书，于是两家相约：在任载坤毕业后方能结婚。1918年夏天，冯友兰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任载坤也读完了北京女子师范学校的全部课程，二人双双拿到了两所高等学府的毕业文凭，一同回开封完婚。此时冯友兰23岁，任载坤24岁。婚后，冯友兰一心治学，家庭生活的重担完全落在了出身世家又受过高等教育的任载坤身上。她心甘其愿地退守家庭，相夫教子，使冯友兰一辈子得以“不相累以庶务，专心从事创作”。
宗璞说：“在我们家里，母亲是至高无上的守护神。日常生活全是母亲料理——三餐茶饭，四季衣裳，孩子的教育，亲友的联系，需要多少精神！”宗璞上小学的时候，在以“我的家庭”为题写作文，竟写出这样的警句：“一个家，没有母亲是不行的，母亲是春天，是太阳。至于有没有父亲，不很重要。”
宗璞回忆：母亲对父亲的关心无微不至，父亲对母亲的依赖也到了极点。在昆明西南联大时，环境艰苦，缺医少药。有一次父亲患斑疹伤寒，一位医生的治法是不吃饭，只喝流质，每小时一次，几天后改食半流质。母亲用里脊肉和猪肝做汤，自己擀面条、擀薄切细，下在汤里，有人见了说，就是只吃冯太太做的饭，病也会好。
1966年夏季，这个家庭遭到灭顶之灾。57号被抄家、物品被封，全家人只能挤在一间房里生活。无论春夏秋冬，任载坤都只能在院子里做饭。后来，冯友兰被关进牛棚隔离审查。这时任载坤也遭到批斗，她从1950年代初至1966年，一直担任北大燕南、燕东等八大园居委会主任，也算走资派，被罚去打扫卫生。任载坤既担心丈夫的身体，又担心他的安全，为了能见到他，便每天午饭前到牛棚附近张望，看到冯友兰排在牛鬼蛇神队伍里出来吃饭，知道他又活过了一天，这才把悬着的心放下。她常去的地方、常站在上面探头张望的那几块石头，冯友兰称其为望夫石。
任载坤身体并不好，自62岁以后动过两次手术。冯友兰曾在日记里记载道：“近几个月来，我的爱人为了帮助我思想改造，为了照顾我的生活，费尽心力，历尽辛苦。她本来又有心脏病，还是带病支持。这两天就觉得心慌背痛，今天早晨又头晕，还勉强于五点钟就起来，为我准备早点，旧病发了，这都是我带累的。”
如此相濡以沫的陪伴，到1977年10月结束了。任载坤因患肺门静脉瘤病逝，享年83岁。宗璞说：“当时大家都在‘四人帮’倒台的欢乐中，而我母亲因父亲又被批判，医疗草率，心绪恶劣，是在万般牵挂中去世的。”（《寸草心》山东画报出版社2012年4月225至229页）
还在审查中的冯友兰亲手为夫人作了挽联：
忆昔相追随，同荣辱，共安危，期颐望齐眉，黄泉碧落君先去；
从今无牵挂，斩名缰，破利锁，俯仰无愧作，海阔天空我自飞。
批判之苦，丧妻之痛，使冯友兰猛醒：今后再也没有牵挂了。他重新回到了起点，回归真我，“斩名缰，破利锁，俯仰无愧作，海阔天空我自飞。”
宗璞说过：“这么多年，我觉得父母一直认为生命有更高更重要的东西存在，在父亲，就是他的哲学他的教育事情，在母亲，就是帮助父亲完成他的事业。”
冯友兰、任载坤夫妇育有二子二女，按长幼排序：冯钟琏（女）、冯钟辽（男）、冯钟璞（女）、冯钟越（男）。
冯钟琏（1911—1975）毕业于西南联大外语系，北京31中优秀语文教师，1975年因病去世。
冯钟辽（1924年—）肄业于西南联大机械系，抗战期间投笔从戎，任中国远征军翻译官，参加滇西反攻战役全过程，获美国"总统自由勋章"。后在美定居，成为工业锅炉专家。
冯钟璞（1928—）毕业于清华大学外文系。笔名宗璞，著名作家，长篇小说《东藏记》曾获第六届茅盾文学奖。
冯钟越（1931——1982）毕业于清华大学航空系，先后就职于沈阳飞机制造厂、国防部第六研究院、成都歼击机研究所，是中国飞机机结构强度专家。1982年病逝。
当任载坤1977年病逝以后，能够陪伴冯友兰的只有宗璞了。这位父亲口中的“小女”从1970年就搬至57号了，那时母亲身体也已经衰弱，便是宗璞在忙着一切事，不管是找医院，还是找人治病，她都是一个人完成的。母亲走了以后，她便成了冯友兰身边最近的人，她既是秘书，也是管家；既是医生，也是护士。朝夕相处，她被父亲“无所求于外界的内心的稳定和丰富”深深折服。
1990年11月14日，冯友兰病情恶化，夜晚宗璞在病榻前伺候。父亲还能继续说几个字：“是璞么？是璞么？”她答道：“我在这儿，是璞儿在这儿。”从25日上午起，除了继续呻吟，父亲没有再说话。26日20时45分，他的灵魂已去。柴可夫斯基的悲怆交响曲伴随着告别人群回绕在他的遗体边。
57号院里青石一径，苍松三株，几丛翠竹婆娑多姿。冯友兰去世后，宗璞在三松堂继续住到2016年。正如父亲在双目失明的情况下，用十年时间靠口述完成了154万”字的《中国哲学史新编》，女儿宗璞从1985年到2018年用33年时间完成了四卷本小说《野葫芦引》：南渡记、东藏记、西征记、北归记，其中有三卷也是在双目失明的情况下基本依靠口述完成的。
宗璞对燕南园很有感情。她为这里写过不少散文，如1986年5月的《霞落燕园》，1996年11月的《人老燕园》。她用笔留住了那群可敬的学者最后的背影：“十六栋房屋已有十二户主人离开了。这条路上的行人是不会断的。他们都是一缕光辉的霞彩，又组成了绚烂的大片云锦，照耀过又消失，像万物消长一样。霞彩天天消去，但是次日还会生出。在东方，也在西方，还在青年学子的双颊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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